第六章　初安天下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

当江陵柄国，九边事如指诸掌，如某将防某地，某边有事，必先知之，戒谕无失。后鲜有继者矣。

——李逊之《三朝野记》引夏允彝语

边境风云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建立大明帝国，蒙古势力退回塞北草原，分裂为西边的鞑靼、边墙外的朵颜三卫和东边的土蛮三个部落，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

北方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武力，维持近三百年之久的西周王朝就亡于游牧民族犬戎之手。大多时候，游牧民族并非真正想要征服中原王朝，而是抢掠中原的牛马、布帛。中原王朝为避免战争，往往以物质换取和平，北宋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最好的例子，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岁币”，辽国就与大宋和平共存。

现在的蒙古部落也是如此，劫掠明朝财物成为他们最佳的生财之道！明中叶以后的劫掠者中，以鞑靼土默特首领俺答最为强大。

俺答是蒙古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代裔孙，他崛起于嘉靖时期，北征大漠，西蹂青海，东击察哈尔，南迫长城，控制范围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的大部分地区，成为蒙古右翼的民族领袖。

俺答作为蒙古民族的中兴之主，在南下抢劫方面也是“身先士卒”，战争的阴云弥布在边塞上空。饱受欺凌的百姓早已没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的豪气，更多的只是“古来白骨无人收”的凄凉。

大明帝国为防御蒙古劲敌，在长城内外建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九大军事镇地，谓之九边。各镇由总督、巡抚统帅。九边之中，又以蓟州、辽东、宣府、大同四镇为重中之重。

纵有九边，也难以抵挡蒙古大军的铁骑，正德以来，明朝北部边政日见败坏，边将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守城兵士难以维持生计，私通蒙古，甚至出现了蒙古士兵为大明官军站岗放哨、大明官军助蒙古兵逐草放牧的奇特历史景观。

放在如今倒也是民族交好的典范，但在当时明蒙不两立的大环境下，看似其乐融融的日子正是帝国边境的重大隐患。虚假的和平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宣纸，塞北的天空笼罩着阴云，大漠朔风，沙场夕阳，二百余年矣！

就在隆庆皇帝登基当年，俺答又挑起事端，兵分三道入犯井坪、朔州、老营、偏头关诸处，知州王亮彩被杀，无辜百姓惨遭荼毒，死者数万，尸横遍野。祸不单行，朵颜三卫勾结土蛮入寇，蓟镇、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皆遭蹂躏，被大明视为铜墙铁壁的九边防御不堪一击。

塞北局势传到京师，朝野震动，整顿边防刻不容缓。隆庆帝急召群臣廷议：“蓟为畿辅重地，今虏势猖獗，谁能锁钥北门？”

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推荐将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调畿辅，专事练兵操习事宜，此举亦能避免从其他边镇征调兵丁，弥补缺口这一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吴时来的建议得到了陕西御史李叔和、给事中陈瓒的支持，与张居正所想也是不谋而合。随后，兵部和内阁商讨决定，俞大猷年事已高，不宜北上，命谭纶与戚继光进京协理戎政。

朝廷一声令下，威名远震的戚继光和谭纶飞速从东南抗倭前线调往北边蓟辽一带，撑起京畿门户的边防。张居正与戚继光的革命交谊，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

戚继光初到北京，台省有关他的议论不一，兵部首鼠两端，既没有让他到边防前线，也没让他负责训练士兵，而是任命他为禁卫军神机营副将，专管火器，并无实权。戚继光的老上司谭纶则被委以重任，出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

谭纶清楚蓟镇属于边镇中的“内镇”，为京师门户，直接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责。尤其在蒙古部队屡屡犯边，直薄都门的情况下，显得异常重要。先帝时的蓟辽总督王忬、杨选都因抵御不力而被杀害，妻子流放两千里，十七年间，易大将多达十人，全都因罪去职。血淋淋的教训不能不使谭纶感到责任重大。

谭纶上任两个月就举荐戚继光，隆庆皇帝诏令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练兵事务，该镇总兵、副总兵、参将等官凡受总督节制者，并受继光节制。

这道诏令无疑令戚继光欢欣鼓舞，他日夜憧憬着训练数万精兵，在青天白日之下，平原旷野之上与蒙古铁骑厮杀格斗，打得敌人心寒胆裂，守卫大好河山这一雄心壮志即将成为现实。

历史总有遗憾，戚继光的宏图一开始就不能施展，横亘在他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重文轻武的体制缺陷。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遍览史书，读到西汉初年诸多异姓王的叛乱以及南北朝时武将专横跋扈的先例，深深体会到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治国安邦更需要饱读诗书、熟悉孔孟之道的文官，武将权大迟早会对皇权构成威胁。他不断诛杀功臣宿将，并延续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规定相同品级的文官地位高于武官，文官可以节制武将。

可惜重文轻武政策发展到后来，与明太祖初衷背道而驰，反而成为制约大明军事发展的一大瓶颈。军人长期处于文官压制之下，边防将领在各自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县、知州等地方文官的指挥，连最起码的后勤供给都无权经手，更不可奢望大展宏图建功立业了。

后方指挥和沙场作战的脱节严重压抑将领的积极性。前方将士们出生入死，在刀剑矢石中屡建奇功，不敌文人墨客一纸空洞华丽的长篇大论。谭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以文官身份顶着重重压力，为边将请命：

臣以为练兵和作战是军务上最为要紧的两件事。蓟镇之所以练兵十年而无甚成效，是因为没有专人专任。如今应该授予臣谭纶和戚继光以专断处置的权力，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事。等到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官员阅兵视察。

谭纶的奏疏仿佛给帝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着开国一百五十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以文制武传统，不可避免地激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巡抚刘应节、巡按御史刘翾、巡关御史孙代等人联合起来质疑谭纶：“近都御史谭纶献议，想让总督专门负责练兵，不让臣等参与。我们既然已经受命巡视军队，就有责任监督纠察练兵。谭纶刚愎自用，舆论很差，希望皇上裁夺。”

谭纶深陷舆论围攻，关键时刻张居正挺身而出。他明白时间的紧迫性，利用和首辅徐阶的特殊关系及自己的有利地位，趁反对派争论得面红耳赤时，直接把谭纶的奏疏送交部院重臣讨论，极言练兵之利，呼吁群臣对卓越边将要放宽文法约束，伸张将权。

其实，最初推荐谭、戚的吴时来、李叔和、陈瓒三人都是徐阶门生，谭、戚北上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徐阶，而都察院此时的掌门人王廷又是徐阶忠实追随者，他代表都察院和兵部回复刘应节等人：

训练责之总督所以重事权，阅视听之宪臣所以稽实效，彼此各不相仿。宜令协恭和衷共济国事，而纶与总兵戚继光必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

看到部院先后表态，隆庆皇帝听从张居正等人建议，正式将练兵事宜全权授予谭纶，明令边臣不得参与军务。

就这样，地方文官职权受到限制，谭纶等边将争取到了独立的指挥权，开创了有明一代提高地方将领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先例。

将相和

排除文官的干扰，专一武将的职权后，武将内部的权力分配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戚继光初到蓟镇，冒着凛凛严寒，认真规划排兵布阵之法。他大刀阔斧地把蓟镇全部防区划分为十二路，每路设一位将领，上面又设协守（和主将同守一城称为协守），东路副总兵和协守西路副总兵，分管东西各路军队。

无奈将军的精心计划换来的却是当地将领的冷嘲热讽。他们认为戚继光好高骛远，根本不听从戚氏指挥。戚继光名义上总理三镇兵务，然而三镇上有蓟辽总督，下有蓟州、昌平、保定三镇总兵分别统辖，中间设个总理，根本无从节制当地十余万兵力。

事权分散，部下轻视，戚继光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满怀郁愤，心力憔悴，毫无顾忌地上疏质问：“臣官为创设，诸将视为缀疣，臣安从展布？”

戚将军的一声怒吼，兵部长官不得不坐下商讨，仓促做出更为荒唐的决定：“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立，诸将多观望，宜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

这个安排看似重用戚继光，实则削弱其兵权，三镇总理的板凳还没暖热，就被改为一镇总兵，更令他头痛，也另他的上司谭纶等人惋惜。

张居正却异常冷静，他已发觉戚继光的弱点，对戚继光直接上级谭纶批评戚帅锋芒毕露，太急于求成；但是戚继光以总理改总兵，于公于私都极为不利，不但体面降抑，为部下轻视，且督抚标兵都应该由戚帅统领训练，若不兼任总理，如何发号施令？

谭纶感受到张居正有心为戚继光复职，密函居正询问对策。张居正倾诉心机，他授意谭纶以蓟辽总督身份上奏朝廷，同时向内阁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及吏部尚书杨博、兵部尚书霍冀妥为说辞，然后再由自己在内阁中与谭总督相呼应，促成此事。

谭纶相信张阁老的承诺和能力，他按部就班地给诸阁老和尚书递上书柬，张居正则在诸老间极力赞美戚大将军。

兵部尚书霍冀是朝中因循守旧势力的代表，他持禄养交，敷衍塞责，对前线将领多有纵庇迁就，改任戚继光为蓟镇总兵的决策正出自他手。

吏部尚书杨博为政开明，他历任甘肃巡抚、巡边侍郎、蓟辽总督，遍历诸镇，躬履戎行。杨博曾担任兵部尚书长达十余年，对九塞险易、将士贤否等了如指掌。

杨博手握全国官员任免大权，又精通军事，他的态度最为关键。好在他和张居正是忘年交，非常支持张居正的边政改革；他也曾担任过蓟辽总督，深刻理解谭纶爱惜名将的的良苦用心，况且他当年入主兵部，正值戚继光抗倭御辱，大展国威之时，杨博很是了解戚氏的旷世才干和如今怀才不遇的境遇。

经过一番周旋，张居正说服了诸位大佬，内阁传出任戚继光为蓟州镇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的特旨，破例保留了戚继光的总理头衔和总兵权力，直接统辖蓟州军务，专一戚继光事权之事终于尘埃落定。

戚继光飞黄腾达后，时时不忘曾与他同甘共苦的南方士卒，派部下胡守仁南下浙江招募鸟铳手三千人，来蓟州听用。凡此种种，不幸又与北方将领产生摩擦。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一连串的矛盾接踵而至。

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的北方将领眼中，戚家军仍是不成气候的南蛮子。他们口出不逊讥讽道：“汝南国英雄，未必北国好帅。南兵身体赢弱，大敌当前恐会弃城而逃？能坚决执行军令，服从天子乎？”

心高气傲的戚继光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脸色刷得一下，猛然沉下来。恰恰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只见西北方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闷雷不早不晚响了起来。

戚继光掉头看着那几位自命不凡的北方将领，大喝一声：“要知军令如何，且看三千将士。”

说完扭过身子，不辞而别。

霹雷暴雨哗哗而下，北方的将士看到下雨了，也不等军令哗一下作鸟兽散，而戚继光带来的三千浙兵就站在雨里纹丝不动，雨越下越大，持续到傍晚才停止。

整整一天，三千人像雕塑般站在雨中纹丝不动，展现了戚家军的雄姿，北方将领看到此情此景无不折服，深刻体会到军令如山的涵义。

为了让戚继光更好地在蓟州大显身手，张居正无微不至，他通过私交请出与自己有同年之谊的好友——蓟州参政凌云翼调适众情，消弭浮议：

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

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分领各道，属于地方文官，相当于省办公厅正副主任。凌云翼虽是地方文官，但他勇猛威武，在武将中素有威望，他的出头露面一度平息舆论对戚大将军的质疑。

张居正不时向戚继光的知己兼上级谭纶关切近况，教导他要折节下士，正己肃下。戚继光谨遵恩相指教，尽量克服自身弱点，但这依然没能阻挡文人横议，有人指陈蓟镇自戚继光镇守以来，未有边功，不宜保卫京畿。

此言不虚，戚帅北调以后所立战功远不可与昔日抗倭相比，这倒并非由于戚帅不适应北方环境或他的军事能力有所下降，而因他勇猛之名，威振四海，蒙古鞑子知道戚将军驻扎蓟镇，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戚继光由此失去了立功机会，想必戚将军颇有独孤求败的感觉。

张居正自然晓得其中的因果联系，他对蓟镇战守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蓟镇全镇依高山而设，不论边墙、烽燧、关隘、边堡大都建于山地中。蒙古多骑兵，蓟镇地形对骑兵而言是非常不利进攻。燕山山脉为东西走向，山阴面山坡较缓，而南侧较陡，驻守在南侧正符合“入易退难”的守御优势。燕山通往南北的大部分通道都狭长深邃，陡峭险峻，不通车马，仅可步行通过，一旦蒙军进入山谷，扼守关口的兵力极易断其后备，在这种地形中，很难深入内部平原地带。

蓟镇易守难攻的地形特征决定了蓟州总兵的主要责任就是卫戍京师，保证朝廷和中枢的安全和正常运转。针对别人质疑戚继光没有战功，张居正明确答复阅边大臣郜文川，守护好蓟镇就是最大的功勋：

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首，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

鉴于原活跃于蓟镇、宣府、大同之间的俺答部已接受安抚，蓟镇作为京畿门户，绝不允许虏骑再为突入，绝不允许往年俺答直薄北京郊外，分掠畿甸州县，京师戒严的旧事重演，而戍卫京师这个重任就这样降在戚继光肩上。

张居正用人之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才一经任用，就赋予他们便宜之权，充分展布才干，而且任职后不轻易调动，好使他们充分熟悉情况。为给戚继光排除干扰，张首辅不动声色地把那些常为难戚帅的文官武将陆续迁调他镇，并相继派遣与戚继光情投意合的汪道昆（张居正同科进士）、梁梦龙（张居正门生）等人统领兵部，暗中关照戚总兵。戚继光在蓟镇的权威逐渐树立起来，督抚麾下从裨将到标兵都归他操演调遣，文员小吏惟他马首是瞻，军权之盛已非其他大帅所能比拟。

不仅如此，就连戚继光麾下名将胡守仁、呼良朋等人也都受到首辅的眷顾。张居正“爱屋及乌”，他欣赏戚继光，也信任戚继光器重的将领。在张居正的提携下，胡守仁、呼良朋相继官拜福建总兵官，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立下汗马功劳。

戚将军及其部将受到朝廷如此重用，自然对张居正感激涕零，戚继光在北疆领军戍守，偶有余暇，便抽空来京看望恩相，相传他每遇张居正，总腼腆低头自称“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甚至给他敬爱的相君进献房中药。（晚明社会上层流行房中药，张居正和戚继光等人都未能免俗）

练兵修墙

在张居正的帮助下，戚继光历经数劫而不倒，他不负厚望，将张相公亲授的治军之道、用人之规铭刻在心，把工作落实到位，不知疲倦地深入边塞考察边情。

戚继光青年时就曾戍守蓟州五年之久，熟悉当地风土民俗，山川地势，几十年眨眼而逝，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地考察中，他获得许多兵书上所没有的重要信息，深深体会到，北方的情况与南方截然不同：

呈现在面前的不再是惊涛骇浪、楼船帆影的海上风光，也不再是河湖遍地、道路曲折的江南水乡；而是黄沙盖地、荒草雄关的塞外景色。

当年在南方抗击的是海上入侵的倭寇；而北方要抵御强悍的蒙古骑兵。他们以游牧为生，擅长骑马射箭，动辄就是数万敌人，来如风，去如云，飘忽不定。南方是河湖密布的水网沼泽地，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北方多是开阔地带，利于骑兵作战。

不同的区位环境，促使戚将军转变思维方式，着手创造新的战略战术。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要战胜风驰电掣的强劲之敌，要么自己拥有更快更猛的速度部队，要么设法把敌人的速度减下来。

前者难度太大，而后者可由战车来实现，所以首先涌入他脑海的便是建立车兵。戚继光想起老战友——资深车战学家余大猷，当年俞大猷到大同创建兵车营，并以兵车百辆，步兵、骑兵三千余人，在安银堡挫败十万蒙古铁骑，一时威名远震。

英雄所见略同，戚继光同样看好车战的发展前景，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创建一支装甲车部队、骑兵、步兵三军联合作战的大军。三军各有分工，车兵抵御敌军的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简直就是标准的多兵种联合立体化作战。

然而，激情澎湃的大将军从军营巡视回来，连连捶胸顿足，蓟州守军并不少，但成分比较复杂：有外地调入的士兵；有京城派来的禁军；还有当地招募的军兵。

不论什么兵，都已经是“千锤百炼”的老兵油子，打仗冲锋不见人影，吃饭拿饷样样争先。靠这种兵完成防御任务，杜工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自己的写照。

比军纪涣散更恶劣的是，蓟州一带城墙低薄，有些险要之地，仅有单墙一线；很多圮塌间断不接处，连墩台都没建立，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破。

戚继光心急如焚，愤然上书，恳请朝廷拨款修整各路边墙，辅助练兵。然而，这一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边防计划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非议。练兵修墙耗资巨大，需要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朝臣听了戚继光的建议，纷纷摇头质疑如此大兴土木真能换来和平吗，到头来恐怕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兵部讨价还价，庙堂充满非议，更有嫉者四处散布谣言说，建敌台就要砍伐大量树木，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会失掉防御鞑靼的天然藩篱。几位阁臣因恐惧流言而一度求去，戚继光的请求再次被束之高阁。

京师的议论传到蓟镇，蓟辽总督谭纶先是震惊，继而怒火中烧，气得抱头痛哭。朝中阻力逼得他向皇帝表明心迹，他请求朝廷派人实地勘察修筑敌台是否会损害防御体系，如真如流言，就另选才高德重的大臣代替其职。

看到谭纶情绪激动，张居正连忙致信安慰：“世间有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策，好为异说，混淆国是。公赤忠劳勋，外人未必全知，然天地祖宗实所共鉴，张某在此一日，必为国家肩一日之事！”

谭纶苦心经营边防建设，对边情了如指掌，而朝堂官员各怀鬼胎。张居正与谭纶都是身怀民族大义之人，正如他向谭纶承诺的那样，他在朝堂力排众议，列出详细理由支持修墙练兵：

九边之地尤以蓟门最为关键，这里关乎国家命脉，辽东、宣府、蓟州三镇形成坚固防线，共同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蓟门筑台守险，地势上就有高屋建瓴之便，我们不仅能够望得敌方动向，也能向敌人掷箭滚石，士兵再无露宿野外之忧，以逸待劳，敌人难以胜过我们。这是最高明的御敌策略！

在谭纶的据理力争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兵部批准了蓟镇练兵修墙的计划。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墙筑台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谭、戚两大人亲率士卒，就地取用厚重的石块加固城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外墙下修筑短坡，屏障墙垣。又在黑峪关等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空心敌台”。

与空心敌台对应的还有实心敌台，空心敌台多修建在冲要之地，实心敌台则多建于缓冲地带，敌人轻易不能到达。

敌台之下，驻扎着屯田军队，屯军平时在敌台附近驻军屯田，供应军粮；遇到敌人进犯，就以烽火为号，群起抗击，配合台上雄狮。

经过两年多紧张而又艰苦的施工，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幅员万里的土地上，屹立起一道由一千零十七座墩台构成的钢铁防线，形成了“十四路楼堞相望，两千里声势相援”的防御体系。坚固雄壮的敌台随蜿蜓曲折的地势，高低相间，崇墉密雉，蔚为壮观。

修筑边墙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训练边兵也卓有成效，谭、戚两人选取体能健康的士兵严格训练，并为守军配备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武器，提高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能力。

蓟州军事改革的同时，中央政府也与时俱进，正式建立大臣巡边制度。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等阅视大臣在蓟辽督抚的陪同下，来到蓟镇阅视，印入眼帘的是“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旌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

汪道昆顿时被眼前盛景折服，他一路巡查下来，曾举劾三镇文武大臣，唯独推崇蓟镇“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西线无战事

正如决定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在大明帝国的漫长北方边境，一两个据点的固若金汤并不代表整条防线的高枕无忧，蓟州边军采用了“练边兵、高筑墙”的办法，相邻的其他防区面对的敌人和自身的防御条件有所不同，自然不会采取完全相同的设防方法。

蓟镇的邻居宣府、大同在以边防重责为己任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带领下加强防务，积极贯彻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他们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内阁接到大同传来的密报，密报说鞑靼头目把都儿，即俺达弟弟昆都力哈之子青台吉调集诸部，统领数万蒙古铁骑，欲分道入范京蓟等地，万里北疆，风平浪静中已然阴云密布，京师迅速戒严。

鉴于鞑靼分道入范，明军势力亦要分区防守，此时的张居正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姿，从容镇定地调兵遣将，命蓟辽总督谭纶负责蓟北沿长城一带的关隘曹家寨、墙子岭、古北口、石城闸诸处；蓟辽总理戚继光负责马兰峪关、大安口等地；蓟镇巡抚刘应节独挡燕河城以东……

一番精心部署之后，以往边防的死角统统消失，各路守军防区明确且能互相呼应。

蓟辽以西的宣府除了加强防备，更注重先声伐谋。

一般说来，敌军入犯蓟镇，京师告急，宣大督抚必率大兵赶往河北怀来守卫皇陵，就连宣府、大同两位总兵也要带兵入关解围，这就留下两座空镇。

王崇古依照惯例，已驻扎怀来，做好战争准备。大同巡抚方逢时认真分析敌情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向内阁高拱、张居正二老以及兵部尚书力陈己见：北虏东犯，他们的营帐尚在云中、上谷之间，如果他们虚张声势引诱我兵全部东移，以尾为首，趁虚反从大同突然攻入，那么大同必危。如今督抚之兵已驻扎在怀来，大同总兵马芳之兵应该留在大同。等他们真的东犯，我们就直捣板升（今呼和浩特），攻其必救。

方巡抚精彩的军情分析赢得庙堂诸老啧啧称赞，张居正深韪其是，特意嘱咐王崇古协助方逢时谋划。

西北边兵平时多驻扎在长城外的各个边台中，出击时往往集中起来；休战时，边台戍卒本以侦查敌情为职，其间不肖者摄于蒙军骑兵的强大而沦为“双面间谍”，把明军的的动向悉数告诉蒙方。方逢时深知其弊，他施展疑兵之计，把边台驻军全部撤走，佯装出一副进攻之势。

方逢时深知其弊，他施展疑兵之计，把边台驻军全部撤走，佯装出一副进攻之势。

蒙古诸部发现明军尽撤敌台，且马芳尚留在云中，既疑又畏，心想明军是要来反攻鞑靼，竟不敢靠近边台。

方逢时知道俺答已然中计，更张捣巢之声，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同巡抚方逢时和蓟辽总督谭纶互为犄角，默契配合，不费一兵一卒妙解蓟镇之围，成就了近世罕见的辉煌战果，捷报传遍整个北京城。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交口称赞两位总督是国家干城。

恰恰此时，谭纶、方逢时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荣誉与奖励面前，谭纶、方逢时暴露出了名臣的另一面，他们互相诋毁，彼此争功。

谭纶无视宣府牵制敌军，当仁不让地上疏请功，认为是自己和蓟州兄弟的拼搏，才换来今日的成功。

方逢时当然不服，他看了谭纶的上奏勃然大怒，也奋笔疾书，大书特书自己的功劳，死贬谭纶及其蓟辽镇所做贡献。

纸墨遮天，口水蔽日。

这场纷争表面看来仅仅是谭纶、方逢时二人的私怨，实则显露出蓟辽和宣大两大唇齿相依重镇的隐约对立，如不尽早消除隐患，必然会影响帝国的长治久安。

张居正耐心看着双方激烈的口舌之战，苦笑一番，方逢时、谭纶都是他平素敬慕的国家栋梁，疆场宁谧，国家无事，人臣并受其福，何必非要据为己功？

张居正既赞赏方逢时先声伐谋之功，又肯定蓟镇足饷守卫之劳，正是两者联合才破鞑靼诡计。

他劝说首先请功的谭纶采取高姿态，停止与宣府争功，同朝为官，要顾全大局，保存袍泽之谊。说着说着，张阁老竟亲自指导谭总督撰写感谢对方援助、检讨自身不足的奏文，他看来，这样自然会打动宣府人士，宣府也会为从前的激进言行心生愧疚。

谭纶如是上奏，一场剧烈的边将纷争有效平息，方、谭二公亦由争功推过改为推功让过。

祖孙反目——绝好的机会

隆庆四年（1570年）深秋，一位年轻的鞑靼青年率妻儿、奶公等人骑着十几匹鞑靼马，冒着草原秋夜的风霜，穿过大同边境，向明军叩关请降。

大同官兵看到阵容不整的马队身无寸铁，绝非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一问方知，这位18岁的青年，竟是明朝老对手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的爱孙把汉那吉。

此事犹如平地惊雷，震动明蒙双方。

远在京城的张居正听到风声，不由联想起十多年前的姚松寨事件。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达儿子辛爱黄台吉的宠妾姚松寨，因与其部下私通，害怕被丈夫诛杀，潜逃到大同新平堡向明军求降。宣大总督杨顺向朝廷上奏，引以为功。兵部尚书许纶也把此事作为升迁的机会，同意杨顺收留姚松寨；当权的严嵩父子为向朝廷邀功请赏，命令督抚把姚松寨押送至京师。

明朝接纳蒙古叛妇的举动惹怒了黄台吉，黄台吉素知杨顺无能，一面诈称以明朝叛徒丘富、赵全换取姚松寨，一面派大兵纵掠大同堡，杀掠了近六个月。杨顺无力收拾局面，赶忙派人遣送姚松寨出塞西走，背地里把姚松寨的行踪和盘托出，黄台吉随即找到并杀掉姚松寨，却并未按照承诺交还明朝叛人。

杨顺的反复无常不仅没能令黄台吉感恩戴德，换来蒙古对帝国的友善；蒙古诸部反而更加鄙视明朝软弱无能，自此犯边勒索更为猖獗，明朝遭到了严重损失。

往事尤可鉴，姚松寨事件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把汉那吉不同于姚松寨，他是一部之长，有一定军事实力，对其它各部也都有影响。张居正极为慎重，他一面派侦使四处刺探情报，一面写信给当地督抚询问详情：“听闻俺答的孙子携十几人来降，是否真有此事？你们边关的统帅将领，亲眼见到了吗？他为什么来投降，这里的来龙去脉是否清楚？这件事关系着制虏大业，希望你们慎重处理。”

几十年来，大明王朝与蒙古一直处于开战状态。按照惯例，明朝不能接受蒙古逃兵或降将。一旦接受，必会引发事端，姚松寨事件就是明证。

大同巡抚方逢时跳出传统思想藩篱，他以敏锐的政治头脑预见到“此奇货可居”，但边事重要，他还是不敢擅作主张，立刻把此事一五一十地转报给驻扎阳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嘉靖二十年（1541年）考中进士，有着商人机智灵活的大脑，又嗜读兵书，熟知兵略，早年抗倭立下赫赫战功。隆庆年间正是由高拱、张居正力荐，才担任防虏要冲宣大总督。他和方逢时同榜登第，军政工作上，两人有效配合，严申军纪，革除边关守将种种陋习，时人以“王、方”并称。

王总督听取方逢时的汇报后，与方逢时站在统一战线，深知此事表面看来微不足道，其实关系着华夷两族的命运，必须谨慎处理，否则后患无穷。

王崇古耐心询问把汉那吉等人降明的理由。原来，和往年姚松寨事件一样，这是俺答家族中又一起桃色事件，依然起因于一个蒙古女人。

此人即为三娘子，原名克兔哈屯，她自幼聪明伶俐，钦慕中原文明，特意模仿汉人的行为举止、服装打扮。她精通番文，擅长骑射，还有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妩媚，可谓集美女、才女、侠女于一身。

三娘子的才貌双全很快就令把汉那吉坠入爱河，一心要娶他为妻。

自古英雄爱美女，耳顺之年的鞑靼首领俺答也看上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公然与孙子展开激烈争夺。如同在战场上的勇猛矫健，俺答在情场也毫不逊色，最终抢走了孙子的情人。孙子忍无可忍，但又不是爷爷的对手。盛怒之下，把汉那吉携随从奶公阿力哥等十余人离家出走，投奔爷爷老对手——大明帝国。

知道了事情来龙去脉后，王崇古吩咐边将优给衣食招待来客，方逢时也带领他参观西北城市。这位蒙古籍的失恋少爷，摇身变为大明巡抚衙门的上宾。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并不被总督部下们看好，且有往日姚松寨事件的教训，部分部将谏阻王崇古不要收纳把汉那吉，他不过是个落魄少年而已，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激进的幕僚回想起俺答生灵涂炭，残害大明百姓的罪行，建议以血还血，杀掉把汉那吉，挫挫俺答嚣张气焰！

王崇古听了反对意见，很是不以为然，大明天朝是仁义之邦，不可与夷人一般德行。

再说鞑靼首领俺达，他当时正在攻略西番，听说宝贝孙子投入敌人怀抱，急忙班师回巢。俺答深为爱孙叛亲投敌，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行为愤怒不已，但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生骨肉，想到爱孙现已沦落敌手，这位铁石心肠的蒙古酋长也陷入空前的恐慌中。

把汉那吉是俺答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幼年丧失父母，俺答妻子把他抚养长大。俺答妻子得知把汉那吉出走，不断责备俺答。

为了挽回颜面，更为了解救孙子，紧急之下，俺答与儿子黄台吉精挑细选近万精锐人马，不过数天，由镇羌堡入捣云中（大同），直抵宣府。他天真地认为，只要他的蒙古骑兵俘获几个明朝将领，就能轻而易举地换回爱孙。

俺答的一举一动都为远在京师的张居正密切关注，他惊闻俺答大兵压境，快马加鞭致书王崇古，切不可被周围的反对声浪左右，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守险要，开关延敌。

张居正的预料没错，总督府的确乱了阵脚。不少部将抱怨就是慰留把汗那吉惹的祸，害得今日又要兵戎相见。唯独总督王崇古镇定自若，他不为众论所惑，果断命令宣府总兵赵岢迎战。

赵岢英勇善战，率大兵至带刀岭，与俺达骑兵激战，几个回合下来，赵总兵败其前锋，斩杀六具骁首，大挫俺达兵锋。俺达见识到明军的厉害，只得卷兵而去。

经过这次面对面的交锋，王崇古、方逢时信心大涨，俺达武力相逼的计划渐渐开始动摇。

庙堂辩论赛

俺答兵败退回，可他的爱孙始终是一块烫手山芋，总不能一直留在明军营中，朝野对他的去留问题纷争不断。

王崇古、方逢时认定明廷留着把汉那吉作为俘虏，不失为与俺答交涉的重要筹码，巧妙利用他，必能扩大鞑靼内部各派矛盾。两人联名上疏，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想出上、中、下三策应对：

俺答横行塞外几乎有五十年，威镇各部，侵扰边关。现在神灵厌恶凶残，使他众叛亲离，不远千里来投降，应该给予住宅，授予官职，使衣食丰盈、身心欢喜，严禁他们出入，防备他们的欺诈。

如果俺答到边寨来索要孙子，就与他交易，责令他将赵全等逆贼绑缚送来，遣返被俘虏的人口，而后将把汉依礼遣返，为上策。如果他凶暴傲慢地兴兵动武，不理睬劝谕，就明白地告诉他明军奋力迎战，令他们屈服。俺答盼望他们活着回去，必然害怕我们处死他们。他意志被抑神情沮丧，不敢大肆逞强，然后再慢慢中了我们的计谋，是中策。如果他就将他们舍弃而不索求，就对把汉从厚优待，与他培养恩情和信任。他的部下陆续来降，将他们安置在塞下，指派把汉统辖，大略如同汉代在乌桓设置属国的做法。以后待俺答死了，他的儿子辛爱黄台吉必然拥有部属。于是给把汉加封名号，命令他收集余部，自成一体。辛爱黄台吉必然愤恨而争斗。他们两者相互僵持，则两者对我都有好处，如果他们互相仇杀，那么我们按兵不动，表示帮助。他们没有闲暇侵扰，我们就能休养生息，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依照旧例将他们安置到海滨，使俺答每天窥视南方，不断侵扰；或者将他们分配给各位将领，让他们随军立功，他们一向骄纵、富贵，不接受差遣，管制严了，必然产生怨恨，顿生逃离之心，最后遭受反咬的祸患，这都不是办法。

王崇古、方逢时高瞻远瞩的计划只有获得朝廷批准，才可作为官方政策进行实施，否则就是一纸空文。不幸朝中多数官员甚至兵部尚书都持反对意见，廷臣围绕是否接纳把汉那吉，针锋相对地在大殿中激辩起来。

正方：支持受降。

反方：反对受降。

正方辩手：高拱、张居正等内阁大佬。

反方辩手：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谷中虚及饶仁侃、武尚贤、叶梦雄等言路健将。

叶梦雄等反对人士率先发难：“受降就是示弱，当年北宋末接受辽国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金兵入侵而国破家亡，历史悲剧岂可重演？现今必须把把汉那吉遣送回蒙古，以免引发北方战祸。”

饶仁侃想得更为细致，他深为忧虑地摆出反对理由：“敌情叵测，不能轻信把汉那吉，我们因为把汉那吉是俺答所爱之人就相信他，以后群贼以各种理由投降大明，我们都相信并接纳他们。这些人花费我们的钱粮，侦得我方边情，他日仍有异志，这岂不是养虎遗患！”

武尚贤总结道：“那吉之降，边将不宜建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

兵部长官极为认同言官的看法，认为接纳把汉那吉迟早会引来大祸，俺答一日不得到孙子，一日不肯善罢甘休，到时兵戎相见，受苦的都是边关将士和百姓。

混乱之下，内阁阁臣高拱和张居正格外冷静，多年来，他们密切关注边防局势，对北方边境各大势力都了如指掌，经过仔细研判，二人不约而同都站在王崇古、方逢时一边。

针对饶仁侃等人提出的质疑，张居正提出他的见解：“把汉那吉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大明不会长久收留他，终究要放还给俺答。他今天投奔国朝是天赐良机，我们应借此制彼安边。听说俺酋临边索要孙子，各位不必恐慌。我之前还担心他弃而不取，到时候我们就空抱人质而结怨于虏，现在他来索要孙子，形势有利于我们。”

一时，朝论汹汹，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张居正将事情原委向隆庆皇帝作了报告，他特别指出，把汉那吉投奔明朝出自盛怒，其心易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拉拢那吉，使其真心感激明朝，并利用俺答爱孙心切的弱点和蒙古谈判，谋求双赢。张居正自信地认为这是打破双方军事对垒困境，赢得蒙汉和解的历史机遇，劝说皇帝采纳王崇古等边将的意见，接纳把汉那吉，授以官职，厚给饮食和器具，安置在大同城中。

隆庆皇帝极为信任内阁诸臣，看到他依赖的高老师、张老师都支持受降，旋即下决心支持内阁：“这事关系重大，边臣们也一定洞悉机宜，如今他们说可这样做，卿等就应同心协力，促成此事。”

隆庆皇帝贬黜叶梦熊等顽固派，平息异议。同时，向俺答示好，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赏大红蟒衣一件。

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大臣得知朝廷支持他们，倍感鼓舞，王崇古大喝一声：“我就是赔上一家老小的性命，也要全力促成此事！”

诚然，王崇古、方逢时等边将既要与凶猛狡诈的蒙古头目斗智斗勇，又要面对朝廷内外的汹汹人言，夹击之下，压力甚大。张居正对此感同身受，主动去信鼓励他们，详授机宜并允诺解决前方将领的后顾之忧。

武备与文事相辅而行，张居正教导王崇古不可放弃武力，更要争取和平解决，派使臣到俺答军中说明情况、讲清利害，缓解俺答敌意，力争两方友好谈判：

恣意议论的人已经遭皇帝惩处，各位现在可以大胆处事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必须处置得当，对上维护朝廷尊严，对下保障百姓利益，这才算作成功。

选一位精通鞑靼语言的使者好言告诉俺答，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大明的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的。

按照“中国之法”，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可以赏万金，封侯爵；而我们万万不能这么做，因为把汗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们怎能为求一己之利而双手沾满贵国子民的鲜血？我们每天都盛情款待他，他对大明也感恩戴德。您若有孙子的见识，早日归顺大明，受到的待遇岂不高于孙子。现在想把孙子带回蒙古，就要诚恳与我方谈判，签订盟约，斩杀我国叛徒，归还你们俘虏走的无辜子民，再也不许骚扰大明边境。否则，我们兵戎相见……

诸公切记，争取和平谈判绝不可忘记练兵防守，堵塞俺答武力索还把汗的幻想。望你们能相机行事，可以在重兵防守的同时，多派奸细刺探情报，或者遣精锐骑兵驰骋于边境以展现我军军姿，我谅他不敢轻举妄动……

成熟而细致的战略思想跃然纸上，王崇古阅毕，深叹口气：“边疆之事张阁老真是了如指掌，令我们这些久居边塞的人感到惭愧。”方逢时也由衷感叹生在明良相遇的大好时代，积极协助王崇古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

谈判的艺术

张居正果断给西北边将们吃了定心丸，给予他们充分信任和相机行事的权力。王崇古谨遵居正教诲，一面加强军备，以军事实力为坚强后盾，一面主动派使节前去谈判。

面对来使，盛怒之下的俺达毫不领情，想到爱孙生死未卜，他对明朝充满敌意，拒绝与之和谈，甚至杀害金国、侯金二位明朝使者。可怜金、侯两君成为蒙汉和平的牺牲品。

使者被害的消息传来，王崇古甚为心酸，他要为国家谋求和平，更要为部下生命健康负责。

总督府中，百户鲍崇德体会出王大人的矛盾心理，危难之秋他自告奋勇，毅然请求前往敌营，争取和平谈判。

鲍崇德机智善辩，年少时服役虏中，通晓俺答部落的语言风俗。他认真研究中央政府的谈判精神，摸透了俺答一面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另一面又对其孙舐犊情深，担心孙子受到伤害的矛盾心理。

做足了功课后，他满怀信心地离开云石堡直奔蒙古大营。

俺达依然不愿接见明朝来使，但鲍崇德的英勇无畏打动了他，便派部下五奴柱等人与鲍崇徳谈判。五奴柱作出一副不友好的姿态，命令大帐两旁排开刀斧手，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鲍崇徳不为阵势吓倒，他遵照张居正指示，从容镇定地对五奴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汉那吉是钦慕我国道德文化才归附大明，绝非我们袭击他或诱惑他投降，这是天意。我国上至内阁大臣，下至边将都对他关爱有加，他现在是天朝官员，你们若想让他生还，就该表示诚意归顺大明，我们内阁大臣和边防将领都会上奏皇帝帮助你们；若是兵戎相见，恐怕只会加速爱孙的死亡。我们国家以一隅之力，就能轻松打败你们！”

五奴柱把鲍崇徳的言论转告俺答，俺答闻知爱孙在明朝受到优待，喜出望外，决定亲自见见鲍崇徳。

鲍崇徳严正告诉俺答：“国朝乃礼仪之邦，不仅没有杀害把汗那吉，而且盛情款待。”

接着，鲍崇徳口气一转，历数俺答荼毒生灵、妄杀使节之罪，本应受到严厉惩处，但国朝既往不咎，只要他执叛纳款，交出赵全，不仅可以要回孙子，还可与大明贡市，互通有无。

俺答听到这里，顿时两眼发亮。“贡市”，即为“朝贡”和“互市”。朝贡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贸易体系，大明帝国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薄来厚往”，大量赏赐朝贡者，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互市就是蒙汉两族人民开展边境贸易。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生产力相对低下，很多生活必需品无法自己生产，最希望引进汉人先进产品。当初就因为明廷不许蒙古互市，俺答才年年纵兵劫掠。如今大明开出贡市的优厚条件，孙子又受到高规格接待，俺答自然欣喜万分。

俺答把鲍崇徳留在营中，好酒好菜招待他，提出愿意用牛羊等交换把汉那吉。

鲍崇徳坚决不肯接受：“我皇帝富有四海，岂利尔牛羊财宝，所重者礼法，所守者信义！赵全等数十人是我国叛徒，国人痛恨他们，他们终究也会拖累你们，如果大王能把他们绑缚给我们朝廷表示诚心，我皇帝必会龙颜大悦，您的孙子也会和您团圆！”

对大明而言，赵全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嘉靖年间，此人随师傅吕明镇等人在山西、陕西一带传教，蛊惑人心，企图策划谋反，不料被地方官查缉，吕明镇伏诛，赵全则带领数千余党落荒而逃，投奔俺答。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俺答爽快接受了这些人。适逢俺答两腿患疾，赵全略懂医术，潜入应州城内买药并为他医好疾病，大得俺答欢心。

自从赵全等人出现在丰州滩（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之后，每次内侵时，俺答总要先到赵家大摆酒宴，听赵全献计献策。有了这样的“军师”相助，俺答的进攻更加神出鬼没，总能饱掠而归，明朝边防将领却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西北边民深受其害，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为千万死难同胞报仇雪耻。明朝朝野都痛恨内奸，文武百官为封贡吵得沸沸扬扬，却对清除内奸、斩杀赵全一事达成鲜有的共识。

俺答经过几番思想斗争，觉得以武力要挟，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显然不现实，当今明朝国力已非嘉靖之颓势，堪比永乐之盛。军事偷袭无法保证必胜，且成本日益增高。如果能和明朝互市，全家老小衣食无忧，兄弟姐妹可保太平，确实是个诱人的选择。

俺答遂派火赤力等两名蒙古使者跟随鲍崇德进入宣府，觐见巡抚方逢时，表达愿执送赵全等头目交换孙子把汉那吉的诚意。

方逢时郑重向蒙古使者表明朝廷立场：“天朝仁义，宠爱尔孙，这是尔孙再生之日。只要你们效顺朝廷，前事既往不咎，我们以礼遣还汝孙，彼此休兵，世世太平安康！”

火赤力等稽首曰：“俺达不敢有二心，惟遵太师（蒙古人称呼明朝将领为太师）命。”

事态朝着有利于大明朝的方向发展着，可张居正并不掉以轻心：万一俺达中途变卦，执送其他汉奸冒充赵全敷衍塞责；亦或赵全刺探到谈判密谋而抢先逃之夭夭；再或者俺达刚得到孙子就撕毁和平协定，再度拥兵索要赵全……

张居正考虑出种种不测事件，提醒王崇古与方逢时做好各种意外之防。

果然不出张居正所料，交换人质的过程坎坷重重。

身在蒙营的赵全听说俺达要将他们遣送出境，岂可束手就缚？他连忙跑到俺达身边诉苦，告诫俺达万万不可中明朝的圈套：“明朝是要割断大王的左膀右臂，把“秘参”献给明朝，他们进攻鞑靼就更加轻而易举，到时不仅不能换回孙子，大王您自身都会危在旦夕。如今最有效的办法只有武力！”

赵全等人跟随俺答多年，日久生情，俺答平日很是爱护他们，难以舍弃他们。俺达半信半疑看着赵全，再次陷入剧烈的思想斗争中。

赵全见机进谗道：“把汉那吉既然投降了明朝，我们乞求明朝释放他很难成功，而且这是向明朝示弱。如今只有调集兵马，多备牛羊驮载食物，兵分三路进入内地，轮番而战。这样长久僵持下去，明朝人马困疲，粮草耗竭，那时把汗那吉定可归来。”

俺达完全被赵全的蛊惑冲昏了头脑，把对明朝的许诺抛之脑后，不顾妻子和部下的反对，亲自领兵直趋大同镇城，并调遣长子黄台吉率领二万人进逼弘赐堡，侄子永邵卜进威远。

王崇古、方逢时都看出这是赵全的计谋，命令各镇严阵以待，不准轻率迎战，务必把握战机，迎头痛击。

其实，姚松寨事件时，黄台吉要拿赵全作为人质交换姚松寨，尽管蒙古背信弃义，并未交出赵全，但自那时起，赵全惶惶不可终日。他预见到明蒙和解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为求自保，他曾秘密投书大同巡抚方逢时，极言当初年少无知，误入贼窝，如今已幡然醒悟，定会痛改前非，复归祖国，为国效力。

方逢时灵机一动，翻出几年前赵全“悔罪思归”的密函，交与鲍崇徳，嘱咐他向俺答揭穿赵全阴谋，说明真相。

鲍崇徳连夜赶到蒙古营中，诘问俺答：“我们太师已经和您约定好了，奉有皇帝圣旨，您现在大兵压境，意欲何为？您这样做，我们太师只能先斩把汉那吉，再兴兵诛灭你们！请您不要听信奸言，破坏成事！”

说着说着，鲍崇徳屏退左右，向俺答出示赵全的悔过信，俺答知道赵全的两面手法，大为震惊：“竟有这等事？还是太师爱我！”

俺答终于认清了赵全的嘴脸，坚定了抛弃赵全的决心。

鲍崇徳进一步追问俺答：“把汉那吉是您的亲生孙子，他和赵全谁轻孰重？把汗一切安好，若赵全等旦至，那吉夕返！”

俺答不无忏悔地承认过错，并开出他的条件：“我本不想作乱，都是赵全唆使。我孙子归顺明朝，是上天促使我们蒙汉和好，我这就退兵！若大明天子幸封我为王，藉威灵长北方，诸酋谁敢不听命于我，我发誓永守北疆！”

计退黄台吉

经过交涉，俺答和其侄永邵卜退兵，俺答长子黄台吉远在东边，不知双方已达成和平约定，他率二万骑兵兵临大同东塘坡。当时城内兵马调往其他地方，城内只有三百守将，连同老弱二千余人，形势危急。

方逢时临危不惧，效仿诸葛亮使用空城计，他镇定坐在城楼上，大开城门，允许任何人进城，以此迷惑黄台吉。

蒙古人有以令箭为信的习俗，方逢时秘密取走把汉那吉的令箭，计划用计诱使黄台吉退兵。这时，最资深的使者鲍崇徳尚未归来，方逢时又选派两位精通蒙语，熟悉敌情的使节袭喜、土忽智，拿着把汉那吉的箭前去拜见黄台吉。

袭喜见到黄台吉，不卑不亢地说：“把汉之事，我们太师昨天已与您父亲达成约定，担心您不知道，特以此箭出示给您，请您退兵，不许破坏约定。把汉那吉己由我们护送到京城授职。您若是不相信，可将此箭和我二人送至俺答处询问！您快撤军吧，等我们大兵云集，您再撤退就难了。”

黄台吉接过箭，且喜且泣曰：“这是我弟弟的遗物，看到它仿佛看到了我弟弟和侄子。我此次带兵前来并非抢掠财物，而是奉父命求见把汉那吉，既然他已经在京师，我父亲也与你们达成协议，我这就退兵！”

在明朝的恩威并施下，黄台吉口头上答应退兵，但他毕竟是最为狡黠的蒙古头目，为防其中有诈，黄台吉派部下规都善等人随同袭喜连夜登上东城城楼面见方逢时。方逢时对蒙古来使晓以大义，双方深入沟通后，达成退兵协议。

黄台吉率军东去，一场几乎爆发的战争被成功消弭。^[18]

黄台吉退兵的同时，俺答继续留在平鲁卫附近与明朝谈判。俺答求孙心切，要求明朝先交出把汉那吉，然后交出赵全等汉人头目。明朝为防意外之变，要求俺答先交出赵全，然后明朝交出把汉那吉。经过使节几番周旋，俺答最后同意了明朝的要求。

十一月十九日，俺答如约地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九名叛乱头目引渡明朝。

隆庆皇帝亲自在午门举行受俘仪式，祭拜老天，上告太庙。

逆贼伏诛，朝廷上下大喜。

张居正等人信守承诺，册封之后又厚加赏赉。十六岁的把汗那吉身穿尊贵的绯袍，腰佩金带，伴着雄浑的鼓乐声，在整齐仪仗队的护送下，威风凛凛地出关归乡。

祖孙相聚，相抱而泣，俺答夫妻看到久别的孙子健康强壮，发誓永不侵犯大同边境。

自此，笼罩在长城上空的战云顿时消散，和平的阳光又普照在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上……

封贡互市

中央与边臣的齐心协力，大明王朝取得交换人质的成功，可谓非常之人以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然而，张居正并没因此阶段性成果就沾沾自喜，他清醒地认识到，遣返把汉那吉只是制虏安边的开始，封贡互市才是两族人民长久和平的政策保障。在他看来，通贡开市的时机业已成熟，便耐心与王崇古总督逐条分析明蒙贡市的五大利：

一、边关多年饱受战争之苦，通贡开市促使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边镇安定，边民安心农业生产，修复屯田，发展边疆经济；

二、每年可为国家省下数十甚至数百万军粮、军饷，明朝可利用这笔节约的款项加强战备；

三、土蛮和吉能借俺答声势侵扰我边疆，俺答臣服，东可制土蛮，西可服吉能，地缘政治上对蒙古其他部落有巨大的牵制作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四、收降纳叛，板升地区（今呼和浩特）十万汉人摇身变成大明子民，成了这块混杂之地一极重要制衡力量，极大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缓解边防压力；

五、利用俺答家庭内部纷争，大明也有了进一步牵制俺答的杀手锏。

王崇古啧啧赞叹张居正的深谋远虑，他遵从居正之命，动员俺答及其子侄昆弟率先向明朝纳贡。

雪花飞舞的寒冬，俺答联合蒙古各部正式向明廷提出封贡请求，可朝中政局阴云密布，当朝廷收到俺答的封贡请求，庙堂各派再次掀起唇枪舌战。

尽管王崇古再三向朝廷保证，互市是蒙汉两族互惠双赢的大好机会，绝不会重蹈往日嘉靖马市覆辙；保守派始终冥顽不化，在他们眼中，堂堂大明帝国和蒙古鞑子互市，仿若汉与匈奴的和亲、宋与契丹的‘檀渊之盟’一样丧权辱国，有损国朝颜面，他们甚至攻击提倡封贡互市之人都是为邀一时之功，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的无耻小人。

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抓着方逢时派密使往来谈判一事大做文章，攻击方逢时通敌谋反，请求朝廷将其撤职查办：“二万余蒙古骑兵入境抢劫，廵抚大同方逢时登城见贼逼近城镇，慌忙无计谋，便派人觐见黄台吉，引导他们东行，嫁祸邻镇！虏寇不足为患，最可怕的莫过于国有内奸。方逢时通敌谋反，罪不容诛。事迹昭然，通应并究！”

面对官员的非议，高拱快人快语，选择从辟谣入手：“方逢时年力精强，才猷敏练，舆论共推。你们说他通敌，可有明确证据？没证据就妄自诬蔑宣镇，那是无知小人。何况虏酋执叛乞降之时，正是抚臣临机设䇿之日，军情既不可尽泄，秘计亦难以自明，但当观后效，不宜先事辄易！”

一切再次陷入僵局。

优柔寡断的隆庆皇帝看到争吵地面红耳赤的大臣，越感头疼，遂召开御前会议，召集中枢大臣面对面商讨此事。

内阁大臣们的意见比较统一，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新入阁的殷士儋不反对；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却都站在反对的一边。

廷议开得很激烈，关键时刻，高拱主张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票数多的一方获胜。这确实是形式上最公正、最民主的决策方法，无奈投票结果极为尴尬：

与会代表四十四人，其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佥都御使李棠等二十二个人赞成封贡互市；

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只赞同封贡，不支持互市；

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都不赞成。

赞同和反对、中立的人旗鼓相当，不多不少都是二十二人。

在上个回合的交锋，反对派引经据典，列举了历代中央王朝与外夷通贡和亲的失败案例来证明封贡互市的不可行性。

困局中，张居正敏锐捕捉到制胜关键。他搬出最擅长的本朝典章制度，引用永乐七年，成祖大帝册封太平王、贤义王、和宁王并与之互市的典故，说明封贡互市是大明朝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必须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基本原则。

陈旧的历史档案沉默无言，却最具说服力，兵部尚书郭乾无言以对。

终于，隆庆一锤定音的时刻来临了，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对百官宣布：“此事情重大，边臣必知之悉。今边臣既说干得，卿等同心干理，便多费些钱粮也罢。”

丝纶一出，朝论贴然。

隆庆一朝内阁斗争激烈，可贵的是，诸位元老在国家大事面前能摒弃前嫌，协心一德。内阁中枢有高拱、张居正扶危定策，临边有王崇古、方逢时戒备防范。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还有一位中央官员密切配合高拱、张居正二相，他就是吏部侍郎张四维。张四维，号凤磐，山西蒲州人，此人在张居正身后出任首辅，为迎合时议，一反江陵所为，可谓张居正改革的掘墓人，但在此刻积极支持封贡互市，这一切缘于他特殊的官商家世。

张四维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弟张四教都是从事边境贸易的商界名流，家人的耳濡目染令他熟知边境贸易状况。作为一名官商，他比谁都清楚：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根本性影响。封贡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更有利于张家的家族产业。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山西的商业活动与明朝官家的权力结合。

张四维的舅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他又以风流倜傥、通晓兵事深为高、张二相器重。特殊的身份促使他有效周旋于内阁辅臣与边疆督府之间，把皇帝的表态、阁老的支持等所有庙堂动态第一时间全部传达给舅父。

有了张四维传达的可靠情报和内阁大臣的鼎力相助，王崇古果断上陈八条封贡互市的具体建议：

一、议封号，授予俺答及其所部首领以王号和相应的职衔，建立起双方的和平关系；

二、定贡额，确定朝贡马匹的数量，以相应的马价和赏赐绸缎、布匹，使鞑靼蒙受恩典；

三、议贡期，确定朝贡的时间和规则，防范于未然；

四、立互市，互相开市使蒙古、明朝双方皆有益可图；

五、议抚赏，对维持市场治安之夷人需进行抚赏；

六、议归降，对归降者给予恰当的处置；

七、审经权，在和平关系确立之后，进一步强化边备，以防万一；

八、戒狡饰，弹压反对讲和的行为，强化边防的规矩。^[19]

八条建议思虑缜密且切实可行，马上就获得内阁批准。

细节决定成败，为确保万无一失，张居正预见了封贡互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特别提醒王崇古注意妥善处理细节问题：

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最初应由官府布置，民众知道这对他们有利，自然会乐意跟从。

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对方购买时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

三、其他火药硫磺都在严禁之列。

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某些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加意防备。

五、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

王崇古深为钦佩张居正的文韬武略，誓与方逢时共建不世之功。不巧的是，方逢时此时因家父突然去世，不得不回湖北嘉鱼守孝，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由山西按察使刘应箕接任大同巡抚。刘应箕晚方逢时一科考中进士，和方逢时私交甚笃，尤其支持王、方二公的对蒙政策，他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密切配合王崇古工作。

很快，大家的辛勤努力杰出甜美的果实：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称臣，上贡名马三十匹，隆庆帝派遣太史奉金册，在建极殿举行隆重的册封大礼，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子、侄及部落头目等皆有授官予爵。

一纸庄重的协议，成为蒙明双方多年共守的准则。从此，“唐宋以来笃骜不可制之虏为之外臣”。按照和议，明朝在万里长城要塞开设了十余处关市供两族百姓往来贸易，昔日穷荒贫瘠的不毛之地呈现出百年未有的热闹喧嚣，来往客商渐渐多了起来，沿边百姓放下兵器，拿起和平的锄头，重新开辟农田，水陆屯田垦治得如内地一般富饶。

和平需要经营

张居正全力促成了封贡互市，而且对俺答坚持一贯政策，与俺答的任何交涉，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互市以前，塞外草原尚未有一座像样的城市，俺答热切渴望修建一座集军事、政治、宗教等功能为一体的完整城市，大明政府得知俺答心愿，便从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给予支持。

经数年的艰苦施工，北枕巍峨起伏的阴山山脉，南临波涛滚滚的黄河水，与鄂尔多斯高原隔河相望的一座新兴城市神话般地崛起。美丽的城市在层峦叠嶂的青山辉映下，显露着一派苍郁生机，它由青砖砌成，蒙古人称作“青色之城”。

在张居正的提议下，大明天子赐其名为“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并赐予俺答佛像、经文、蟒缎等物。

正如城名归化一样，原与大明帝国世代为敌的俺答部，逐渐被中国的先进文明所感化，蒙古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大幅向中国靠拢，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成此惊天大功的两位边防大将王崇古、方逢时相继升任兵部尚书，离开边地，进驻北京。这样，张居正推荐郑洛继任宣大总督。

郑洛文武双全，精通边政，善于临机应变，深得张相公器重。他亲历了“俺答封贡”的全过程，深刻认识到双方封贡互市、和平交往能创造出互惠双赢局面，大力支持明蒙封贡互市。

他常与深处政府中枢的张居正书牍往来，汇报边情，他积极推行内阁“内修守备，外示羁縻”的边防新政，带领八万宣大军民修缮加固前人修筑的、已被风吹雨打四十余年的墩堡强台，并用短短四年就完成了广袤六百里的北边边墙。紧接着，不知疲倦的郑大人又组织修葺起军屯民堡。

消息传到蒙地，惊动了蒙古贵族，俺答疑惑万分，连忙派使者询问：“我们都与大明和解通商，怎么明军还筑塞防边，难道又要兵戎相见？或是修完边墙后就要关闭互市停止贸易？”

郑总督笑笑，耐心解答，消除误解：“华夷自由以来就界限分明，如同兄弟分家后有各自的院落和围墙一样。你们如今虽然已经诚心归附，但为防止你那边的逃犯潜进我们这边，我大明的贼人跑到你那边偷马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修筑边墙，这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俺答这才放心，他积极响应大明帝国的边防新政，约束部众，配合明廷筑塞。

做生意发财致富之余，新的问题涌上心头，俺答计划着怎么再从明朝廷捞一把以期利润最大化：“大明既然册封我为顺义王，我的部下僚属也升任将军、指挥使。有官衔就应该有俸禄，而我们却一无所得。郑总督您能帮我转奏给你们皇帝和首辅，依照中国职官惯例，给予我等俸粮吗？”

俺答显然粗中有细，有了官衔还讨粮的理论话糙理不糙，其实也是试探明朝政府的诚意。

郑洛反应机敏，当场给俺答上课，教授他大明典章制度：“官俸是由所管辖地域出的，比如我们大同官员的俸禄来自大同军民徭役，宣府就不用承担；宣府官员的俸禄来自宣府军民徭役，大同也不管。代王封地在大同，在大同的庄田就是他的俸禄；顺义王您管辖北地，北地有多少夷人您心中最明白，你们在板升地区（今丰州滩）所得的收成，便是您顺义土的俸禄。”

眼看着讨不来俸禄，俺答退而求其次，他又向明廷乞求升职：“你们中国官员三年一升迁，我归顺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升爵？”

郑洛义正言辞：“普天之下，朝廷最尊贵，其次就是王位。顺义既已是封王，那么名号就是极品，还有什么职衔什么事功可以继续加封？如今边境安宁无事，我们总兵也是无事可做，无官可升。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做顺义王吧。”

俺答终于无言以对，叩首吐舌而去。

明廷封贡时授予俺答的金印，日久露铜，俺答看到黑漆漆的铜，十分不高兴，又犯嘀咕，他按耐不住，就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换金印。

当郑总督听到如此低级的弱智问题，不由放声大笑：“别说了，再说就会被天下人耻笑。世间哪有金子铸造的印章，金印只能说明它很贵重。”

他示腰间金带给蒙古使者看：“我是朝廷大臣，腰束金带，身份也算极其尊贵了吧，但你看，我的腰带一样是铜铸的。”

在场几位蒙古人相顾无言，知道自己又出闹笑话了，唯唯诺诺离开总督府：“原来如此，让总督大人见笑了，我等告辞。”

张居正不仅悉心挑选任事边将，更为可贵的是，他把款贡事宜纳入制度化轨道，妥善解决双方在封贡互市中发生的矛盾纠纷，避免因小隙而丧失两族和平的大局，督促明蒙双方都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法令。

他特别留心细节问题，总是挑选最精美布料制成的赐衣赠送给俺答。礼仪之邦，衣冠先行，选最好的赐衣既能展现大明高雅先进的礼仪文化，更能表达朝廷对俺答的重视与诚意。除此之外，绸缎、铁锅、茶叶等赐品，张首辅也都要亲自一一过目，保证其数量和质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差错。

张居正竭力与俺答修好，处处以礼相待，却也不是毫无原则的示弱退让。俺答在得到明廷如此高的待遇后，难免得意忘形，得寸进尺，时不时又开始制造摩擦侵扰当地百姓，占小便宜。对这不安分不听话的朋友，朝廷当然不会姑息，随即严令闭关闭市，从经济上来遏制俺答的不良行为，直到俺答悔过自新，安分守己之日，才恢复关市。这样张弛有度的方针把俺答治得服服帖帖，鲜有再骚扰汉民，边境上生活的老百姓彻底安居乐业了。

俺答甚是理解张居正的良苦用心，打心底地仰慕与崇敬这位大明贤相。唐太宗李世民就将他那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绘成画像放于凌烟阁上，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如今俺答也多次派蒙古专业画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张府，为久仰大名的张首辅绘像，并常常对着画像上的端庄大臣顶礼膜拜，以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恩。

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盛赞：“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20]

诚哉此言！明蒙和议互市，西北边疆的人民再也不会遭受鞑靼铁骑的蹂躏，蒙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那绵延的长城，高耸的敌台，雄伟的城市成为张居正经略北方的历史丰碑。